云阳县委书记刘祖礼

　　精彩话语

　　●解放思想关键在领导干部。

　　●敢于做前人、别人没做过的事，敢于做“书上”没讲过的事。

　　同在一片蓝天下，浙江在“三无”基础上一跃成为经济大省；上海则一直领跑着中国经济。而重庆，论资源禀赋，地下的煤炭和天然气等能源自给有余，并坐拥着数百公里世界第一运量的内河长江；论工业基础，曾是有名的“老工基”，早在直辖以前“小重庆”时，全市经济总量就占全国的4%；论人才，我们有几十所高校，每年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毕业；论智慧，论勤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巴山儿女可以说个个都吃苦耐劳。然而，如今从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人均指标等数据看，重庆与浙沪相去甚远。

　　平心而论，我们一直在努力，肩上的压力从未减轻过。但在凭实力说话的时代，人们往往不会关注过程，而更加注重结果。面对巨大的发展差距，我们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考察之后，我感到“思想解放不够、对外开放不够”是我们的软肋，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扩大开放不难理解，而解放思想则相对比较抽象。那么，到底谁该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思想、衡量解放思想的标准是什么、解放思想的成果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是需要在大讨论中认真思考并作出严肃回答的。以云阳为例，对照先进地区的经验来看，我认为：

　　解放思想关键在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是思想的引导者和传播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乡镇以上的地方领导干部，一般都领导着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上百万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能量都具有放大效应，影响的将是一个区域和一个群体。领导干部如果思想解放、求真务实，就能干出实绩使一方百姓受益；反之，如果固步自封、占着岗位混日子，就会耽误一方甚至祸害一方。

　　敢想、敢闯、敢担责任是思想解放的标志性表现。敢想，就是要有思想、思考和联想，哪怕是异想天开的事，都要首先敢于大胆设想，再小心求证；敢闯，就是要有胆识，只要有利于发展，就敢于做前人、别人没做过的事，敢于做“书上”没讲过的事；敢担责任，就是在自己主导下做的事情如果出了问题，要敢于站出来承担责任；如果是下级出了问题，只要是为了发展、出于公心，要敢于给予应有的保护。其实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敢“妄”想、不敢“乱”动，主要是怕担责任受处分、丢“乌纱”。假如，在敢想、敢闯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我们的同志能受到保护而不是孤军奋战，也许敢想、敢闯的热流就会如潮涌动。

　　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是衡量思想解放的“试金石”。对自己从没见过的，或者就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些事物有的还不合常规，对此是立即打压，是冷静观察，还是支持引导，不同的态度带来不同的结果。毫无疑问，后两种态度是解放思想的体现。试想，如果当年对安徽“逆经叛道”的农民给予打击，就不可能有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如果对“傻子瓜子”进行扼杀，就不可能催生中国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时到如今，当我们在称赞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时，千万不能忘记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给予包容和支持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他们冒着风险，让其放开一试，然后总结推广，才成就了今天的繁荣。

　　解放思想的隐性成果是制度建设，显性成果是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解放之后，会出现“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总结提炼、制定制度的情形，并推而广之在更大范围指导实践，结出发展的硕果。这次考察，我们看到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时期的制度设计，是自下而上、推而广之，党委政府解放思想主要体现为一个“放”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放手、放胆、放心”让群众去闯去试；当民营经济发展到转型升级阶段时，其制度设计主要是自上而下、广而推之，党委政府解放思想主要体现为一个“引”字，靠政策、靠机制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发展。总之，解放思想要落脚到一系列制度的建设上。我们所看到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种种表象，实质是在一套科学制度作用下的结果。而制度建设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

　　解放思想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永续工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成果。我们要坚持不懈地解放思想，并把“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落到实处。要抓大放小，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工业园区，放开发展乡镇域经济，全力以赴招商引资，进一步加强“走出去”“推销”云阳，通过内引外联，把外部经济要素招引进来加快发展；借大讨论的东风，整顿软环境。整顿工作纪律和机关作风，加强行政审批大厅建设，实现县内审批“一站式”办公，加强行政效能监察，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责任编辑： 张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