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云阳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来源:云阳县党史研究室  编辑:陈学容  2020年09月21日 16:05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

云阳的抗日救亡活动从初期的个人行为和小规模集会、游行等,逐步发展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规范,以共产党员为主导,带领师生、工人和农民等群众参与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抗日救亡组织

1938年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救亡洪流席卷神州大地,云阳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云阳党组织抓住契机,发动进步群众,安排共产党员进入县城及各乡镇的抗敌后援会,用实际行动担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责任,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相继建立了:

农坝乡抗日救亡宣传队、

东城小学读书求知会、

双土乡小学校外同学会、

云阳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原名云阳县小学教师研究会)、

云阳县小学教师假期工作团、

云阳县抗敌剧团、

云阳县儿童宣传团、

云安河南小学抗日救亡队、

云安河南小学歌咏队、

云安河北小学戏剧队、

云安河北小学宣传队、

云安盐场工人识字班、

云安盐场井灶产业工会、

鱼泉工人读书会、

竹溪乡学术研究会(后改名竹溪乡读书会)、

竹溪乡农民互助会,等等。

这些抗日救亡团体把涓涓溪水汇成抗日救亡洪流,为云阳轰轰烈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秋至1932年春,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云阳在上海、南京等地求学、旅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学生张述成、龙潜、徐述尧、陈佑平(陈于彤)、赵唯、谭林、陶訚、周初人等,同成千上万青年一道,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募集捐款,抵制日货,并加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的行列,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对日宣战。

在中共云阳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云阳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宣传活动最具有影响和特色,其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生动活泼,活动范围遍布城乡,有效地激发了云阳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一、创办国难周刊,初启抗日意识

1932年一•二八淞泸抗战后,上海、南京等地的许多学校因战事迟迟不能开学,云阳籍学生纷纷回到家乡。就读上海美专的谭林与在南京求学的陶訚等,在万县云万旅馆不期而遇,商定创办《国难周刊》,在云阳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谭林、陶訚在万县共同拟定创办《国难周刊》的详细计划,并联络赵藏书、杨廷龙、解华、郭辅民、甘梦竹(女)、邬丕卿(女)、唐锦贤(女)等30多人为周刊发起人,还草拟发刊词和征稿启事。又通过多方奔走,动员一些上层人士和工贸商贾募捐,解决《国难周刊》开办、印刷经费等具体事宜。4月,由陶訚以周刊发行人的身份,向国民党云阳县政府申请出版发行登记。登记申请书称:“鉴于国难日急,民气消沉;云阳又因交通阻碍,文化闭塞,国难真相遂形隔绝。实有创办刊物藉以宣传国难,唤起民众之必要,乃发起国难周刊社。”为保证稿源及其政治质量,谭林等除联络动员周刊发起人和云阳青年知识界踊跃投稿外,还发函到上海,特约共产党员张述成、龙潜等为周刊撰写专稿。

1932年5月,《国难周刊》创刊问世。8月中旬,京沪等地的学校陆续开学,谭林、陶訚等都要离开云阳返校,因无人接办《国难周刊》,加之云阳、万县当局放出风声,说《国难周刊》是共产党办的刊物,要严禁查封。故谭、陶趁学校即将开学之机,于8月下旬主动宣布停刊,从而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避免了不测事件的发生。

《国难周刊》历时两个半月,共发刊13期,虽然不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刊物,但是一群具有进步思想的革命青年对民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激发抗日救国热情,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道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既锻炼了一支骨干力量,又为云阳以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启发救国思想,激励民族精神

1936年5月共产党员韦奚成在双土乡小学发起组织了校外同学会,1938年春,在任教的东城小学发起组织了读书求知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韦奚成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组织本校、云职中、云中、云女师等学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阅读《列宁主义初步》《恩格斯的事业》《大众哲学》《可爱的中国》《铁流》《母亲》《二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要人描写》《解放》《群众周刊》等革命进步书刊。他针对当时有些青年对中国革命以及抗日救亡的一些模糊认识,宣传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启发和教育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抗战爱国的思想,动员团结更多人士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火热斗争中去,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共产党员刘石泉在竹溪乡中心小学组建竹溪乡组建“抗日救亡宣传队”,后又成立了“竹溪乡学术研究会”(后改为“读书会”)和“民众夜校”,并通过募捐筹集经费,订阅了《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全民抗战》《战时青年》等进步报刊,组织青年师生、农民,并吸引进步人士参加学习。组织“农民互助会”,大力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唤起民众投身抗战洪流,使竹溪乡的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1938年夏,云安党组织开办了云安民众阅报室和云安工人识字班,对市镇居民和盐场工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在民众阅报室里,陈列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书报杂志,其中有《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周刊和《抗战哲学基本问题》《呐喊》《彷徨》《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读者。同时,党组织还利用工人、市民看书读报和聚会的时机,向他们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灌输革命进步思想。因此,民众阅报室既是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阵地,又是党进行工人运动的重要组织场所。

为办好云安工人识字班,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魏秉权、赖德国、师韵文、王勋典等担任义务教员,对工人既教授文化知识,更注重政治宣传,宣讲抗战形势和救亡图存的道理,讲社会发展史基础知识,更通过办壁报、画漫画、写标语、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救亡戏剧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这对激发工人的抗日热情,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安盐场有100余名工人参加学习。仲夏,荀明善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云安盐场产业工人第一个党组织——云安盐工党小组,荀明善任小组长。不久,建立盐工党支部,荀明善担任支部书记。此后,云安盐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38年,共产党员刘孟臣利用暑假,回到老家双土乡,组织云中、职中、女师返乡度假的同学,开办“双土乡民众学校”,专门招收乡下穷苦农民入学,免费教农民学习文化,同时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乡民们燃起对日寇的仇恨之火。

1940年,党组织在鱼泉煤矿开办了煤窿“志厚窿”,由保长陈作仪当“老板”,陈恒之负责生产和联络。陈作仪在矿区办了“读书阅报室”,可以阅读《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它抗日进步书刊,又举办识字班,请小学教师来教矿工识字,请学校的宣传队来演抗日戏剧,教唱抗日歌曲。

曾任川东工委委员的陈汉书等开展了《新华日报》等进步刊物的发行工作。先后在农坝区窄口子和沙沱、鱼泉等处建立了《新华日报》推销处。收到上级寄来的《新华日报》《抗战三日刊》《解放》《民众》等刊物后拿到区公所去公开出售,并张贴在墙上让群众阅览。

三、以文艺为武器,掀起宣传热潮

革命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战线之一。云阳党组织从建立以来,就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云奉边区特委曾以革命歌曲,宣传组织群众,在云奉开巫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云阳城乡抗日救亡文艺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云阳县农坝乡白庙子白云小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积极在师生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师生关心国家大事,号召他们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还在师生中组织抗日宣传队,深入场镇村寨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启发农民大众的爱国热情,校长赵子宽编排的以反内战为主题的双簧剧《张飞打岳飞》,副校长吴文渊自编自演的以反映流亡儿童悲惨遭遇的歌曲《小乞丐》等,都颇受群众欢迎。

1938年春,县委委员赵唯谋到“农坝乡抗敌后援分会”主任之职后,在农坝地区组织起以陈汉书等党员为骨干,有青年农民和学校师生60余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宣传队,通过演讲、戏剧、歌咏、莲霄、车灯、金钱板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云奉开巫边区的9个乡、3个镇、54个保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时间持续一年多,使成千上万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共产党员魏秉权、温子白分别在云安河南小学、河北小学组织了歌咏队、戏剧队,排练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歌曲和戏剧,在云安盐场、南溪、盐渠、硐村、梅子等地进行义演,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并利用暑假,组织师生搞军训,路经云安、南溪、高阳、小江、城关等地,沿途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了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共产党员李英俊寒暑假回家,在竹溪乡组织“仙池村学校联合救亡宣传团”,到附近场镇演出,上演大中小型戏如《放下你的鞭子》《古城怒吼》《后防》等。

1938年7月,县委委员余晓东利用云阳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发起组织“云阳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和“抗敌剧团”后,又以“小教联”为基础成立“小教工作团”。暑假期间,余晓东率领团员20余人,巡回全县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历时40多天,先后到达凤鸣、盘石、中心、云安、南溪、盐渠、江口、龙潭、高阳、双江等10多个乡镇,印发传单1000多份,张贴标语、漫画数千份,开展以讲演、戏剧为主要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1938年9月,县委委员林先礼在县城东城小学、西城小学、云女师附小和区立小学中,挑选了部分教师和学生,组成云阳儿童抗日宣传团,利用暑假带领一群10多岁的娃娃,到云阳长江南北两岸的10多个乡镇,采用唱歌、跳舞、演戏和慰问等生动活泼的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1939年2月,县立中学、女子师范、东城小学、西城小学、竹溪小学等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歌咏队、戏剧队,建立“救亡阅览室”,利用寒暑假在全县各地办壁报、刷标语、发传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通过写信、发快电慰问和鼓励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痛斥民国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9年7月,受到周恩来、郭沫若亲切关怀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孩子剧团演出一队,在代理队长林犁田(许瀚如)的带领下,一行20余人,由林先礼陪同,先后在县城、云安两地进行历时28天的抗日救亡宣传。孩子剧团一到云阳,立即展开活动,在县城街头巷尾,公共地方的墙壁上,刷写抗日救亡标语;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出抗日救亡新剧,慰问伤兵演出。到云安宣传时,云阳儿童团随行参加活动,和云安盐工子弟校的师生共同演出了话剧《最后一计》、街头剧《复仇》、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及舞蹈、歌曲。观众十分踊跃,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围着这群满怀爱国热情宣传抗日救亡的小娃娃久久不愿离去。

1939年8月,师韵文在盐工子弟校挑选10多名高年级学生,组成“农村宣传队”下乡宣传,以演讲、唱歌、演戏、写标语、画漫画等形式,激发民众斗志,受到了各地群众和社会贤达的热烈欢迎,点燃了穷乡僻壤的抗日烽火。

四、演讲募捐抗日,激发民众热情

1938年,温作民、魏秉权等组织了多次游行,发动学生、工人等各界参加,在街头进行抗日宣讲,有些学生、工人也参与演讲,很具煽动性,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组织教师带上学生去汤溪流域农村串乡募捐,或者买些抗日书籍、画册如《日寇暴行录》等,去街头义卖后,捐款和另购买的寒衣寄往抗日前线。

1939年2月,原东北“擦皮鞋少将”江民声弃官抗日,组织“生活书店”10人,在云阳县委委员林先礼带领下,通过县“抗日救亡后援会”安排接待,到云阳县城伤兵医院慰问伤兵,到学校讲演,在街头义卖抗日书刊。到云安镇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时,中共云阳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在云安沙湾河坝举行热烈的欢迎大会,听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行为,群情激愤,高呼抗日。

1939年3月,共产党员刘竞成(刘竞程)、陈明兰、陶淑君带领云安镇河北小学抗日宣传队,到南溪、双土、盐渠、江口等乡镇和农村,宣讲抗日救亡的爱国道理,激发民族精神。

五、开设进步书店,建立精神阵地

1939年春,云阳县委决定由县委委员余晓东负责在县城组建云阳书店,并在县内云安、小江等地区和奉节、开县、巫山、巫溪等县开设分店,专售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事迹,报道抗日根据地伟大业绩等革命进步书籍和报刊,所售刊物均由万县生活书店供给。余晓东、林先礼等曾从万县生活书店将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不准销售的《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大众哲学》《社会科学二十讲》《群众》周刊、《生活》周刊等一批革命进步书刊,秘密装了10篾包(每包100余斤)运到云阳,在小河口、西坪等地设摊推销,或广为赠阅。云阳书店从创办到被国民党云阳当局查封,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它作为党的宣传阵地,将革命精神、抗日救亡道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送到千家万户,启迪了云阳人民的思想,为造就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发挥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利用报刊文章,大造抗日舆论

1938年冬,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云阳县委利用统战关系,安排共产党员郭启民、林先礼进入《云阳公报》社,以便利用这张报纸,使之成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舆论的阵地。郭启民、林先礼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在报社编辑、记者和排字、印刷工人中,积极开展工作,使报纸内容、版面等方面有很大革新,经常刊登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革命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亡道理,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刊登报道抗日救亡运动和其它方面重大革命事件的新闻、电讯和评论文章。

1939年夏,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从武汉溯江而上,小住云阳时,林先礼借机采访冯玉祥,并立即赶写出访问记,宣传冯将军满怀爱国激情,号召广大军民“团结对外”“一致抗日”。他还请冯将军题写《云阳公报》报头,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一并发表,极大地鼓舞了云阳人民的抗战热情。

1943年初,从延安归来的盛超群密办油印刊物《正义通讯》,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发国难财和贪污腐化的黑幕,宣传抗日。印发几期后被县府拘捕,会审后因无实据而被驱逐离乡。

与此同时,不少共产党员还创办壁报、油印小报、板报等,利用这些舆论阵地,宣传抗日,抨击敌人,教育鼓舞人民。

七、协助优待抗属,慰问救护伤兵

为了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党组织发动组织群众,积极参加县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开展的工作,组织共产党员和群众慰问抗战军人家属,或寄慰问信,或送生活品,尽力帮助解决军属的生活困难。

1939年2月后,一批批的抗战负伤官兵,陆续从前线送到云阳后方医院治疗。县委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共产党员说服教育群众尊敬负伤官兵,要求党员多接近伤病员与其交朋友,并尽力设法疏通伤员管理部门,做好伤员的接待、治疗工作。

县委委员黄周榆经常利用星期天,带领共产党员、云女师学生到后方医院,热情护理伤员,缝补浆洗衣被,读写家信,演唱抗日歌曲,演出救亡戏剧,使伤病员深受感动。

县委书记韦奚成经常拖着同北洋军阀作战时负伤致残的大腿,出入于伤员营房,赞扬他们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而光荣负伤的英雄行为,嘘寒问暖,体贴周到,建立了感情。他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国等战争而致残仍继续革命的事迹和精神也赢得了伤兵的尊重。伤兵们的纪律增强,扰乱民众的事件少了,很多伤兵伤愈重回前线。

八、延安返乡青年,宣讲激励抗日

1938年秋,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生盛超群回到家乡云阳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县委邀请盛超群到云中、云女师和城区小学,进行抗日演讲。盛超群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详细介绍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伟绩和抗日根据地军民携手合力抗日的动人场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盛超群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抗大校歌》《游击队之歌》等歌单和《抗日游击战术讲义》等材料送给周初人,以便在师生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盛超群在农村组织抗敌后援会,向农民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本质。并经常到小学讲演和教唱抗日歌曲。

与此同时,县委书记温作民邀请刚从延安归来的郭良,在云安各学校师生、盐场工人和市镇居民中,教唱《大刀进行曲》《延安颂》《抗大校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组织数十名男女生和教师的大型歌咏队,用振奋抗战精神的歌声四处宣传,发出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号和反抗日本侵略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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