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政务，为减负增效注入强劲动能，本是数字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得力辅助。然而，一些基层干部却在便利中失了分寸，把智能辅助用成了“全盘代笔”，材料交给AI“全权代劳”，汇报依赖工具“张口即来”，虚假案例、编造数据、脱离实情等“AI翻车”事故时有发生。说到底，干部过度依赖AI， 暴露的正是庸政懒政的作风问题，折射的是不愿下真功夫、不想花大气力的惰性心态。

AI并非洪水猛兽。当前，AI工具已广泛融入公文撰写、调研研判、政策制定等基层场景，在信息筛查、文字梳理、数据汇总等事务中优势突出，不少干部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红利”的甜头。问题在于，一些人在便捷中失了边界，把“辅助”用成了“越俎代庖”，具体表现为：有的干部用AI写总结，通篇堆砌“赋能”“迭代”，内容空洞，成了“新八股”；某地调研考察团还没出发，数千字调研报告已经“完成”，新华网评论一针见血：“再华丽的AI写作，也代替不了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手调研。”某县干部宋平的教训更典型：他让AI为一份情况反映匹配四个当地案例，AI给出的结果“数据、地名、当事人都很详细，无懈可击”，核实才发现两起张冠李戴、两起凭空捏造，企业在工商系统根本查不到，只得花一整晚推倒重来。工具本身无过，用错了地方、越过了边界，帮手就会变成“拐杖”，越用越离不开，越用越不会走。

比起个案翻车，更值得警惕的是“AI形式主义”的蔓延。有基层单位用AI编造惠民项目数量、民生实事完成进度，上报数据与实际台账严重脱节，被列为“AI形式主义”新变种，相关单位被责令限期整改；民盟河南省委会通报7月社情民意信息时指出，一些稿件带着明显AI生成痕迹，受“AI幻觉”影响，案例、数据编造不实，相关单位未严格核实便直接报送；湖南慈利县一名村干部用AI生成水华舆情通知发进村民群，其中“严重的直接拘留”的表述于法无据，引发村民恐慌，乡纪委随即对其立案调查。材料是“造”出来的，实绩却是空的。AI翻车，根源不在算法，而在作风。算力再强，也替代不了脚力丈量民情的深度、脑力研判问题的精度、心力服务群众的温度；工具再快，也填补不了调研缺位的漏洞、责任缺位的窟窿。看似高效规整，实则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力，寒的是群众的心。

破除“AI懒政”困境，关键在厘清人与工具的关系。让AI做“助理”，不做“替身”；产出“初稿”，不作“定稿”。AI在大数据筛查、海量信息处理上确有优势，但哪些场景能用、哪些不能用，必须拎得清：涉密文件、敏感信息绝不能碰，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绝不能靠AI拍板。基层干部要把AI生成的内容当作待核实的线索，而不是可直接上报的成品，每一个案例都要找到出处，每一组数据都要经得起核对，每一项决策都要贴合本地实际。与此同时，作风监管的缰绳不能松。要紧盯AI使用、文稿产出全链条，压实个人、单位、监管三方责任，对编造台账、虚构民情的行为露头就打。要划出一条硬杠杠：正式材料里一旦混入AI编造的假案例、假数据，就不是一般文字差错，而可能被定性为“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影响班子考核；涉密场景使用联网AI， 更是碰不得的纪律红线。让“数字留痕”回归真实留痕，而不是沦为“数字造假”。

技术易得，初心难守。AI终究只是工具，它敲得出漂亮的字句，却替不了人走村入户的脚步，替不了人担责履职的肩膀。少一些“一键生成”的敷衍，多一些“脚下沾泥”的实干，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力气花在实处，数字技术才能真正成为治理增效的利器，而不是庸政懒政的“遮羞布”。